城市的夜晚,妩媚得让人沉醉;抛着媚眼的霓虹,辉映着过客脚步。在这里,多少迷茫的男女在寻找一份珍贵的爱情,又有多少人戴着虚伪的面具,在谎言中游戏人生、糟蹋青春?——
奶奶又在电话里念叨着喊我回家。说到回家,我大概有三年没有回老家了,如今也到遗忘了乡味。
她在电话里气踹嘘嘘的,大概是手忙脚乱。在电话那头,我又听见肥猪撕心裂肺的哀叫声,像阎王索它命来了——这种哀哀欲绝声,只在童年亲身经历过。
记得那场面壮观:把家里强壮的男人都请过来帮忙,扯尾巴,拽着猪蹄子,好不容易将肥猪死死地按在板凳上,不料奋力挣扎的它突然从屁股里喷出一坨粪便,臭熏熏的,像团烟雾弹。
男人们咧开嘴笑了笑,继续干着活儿。他们额头冒着汗水,像锅里的蒸汽水。母亲死活不让我看宰猪,说小孩子看了不好。她把我牢牢地锁在房屋内,我只能悄悄地躲在门缝里偷看,像个贼米日眼的小偷儿。两只黑黝黝的眼珠子,像推磨的磨心轴,转个不停。
猪血从宽宽的黒木板凳上哗啦啦地涌出来,像决堤的洪水,落在一个白色大瓷盆里,冒着白色的泡泡。血溅在爷爷皱巴巴的脸上东一块西一块,一把锋利的刀利索的从肥猪脖子里拔出来,红晃晃的,令人心里发愣。
爷爷是我们村里赫赫有名的杀猪匠,年底便是他忙碌的时候,大家伙杀过年猪都是提前预约。爷爷的杀猪刀,虽看起很笨重,其实很锋利,一刀下去便可以让猪儿毙命。
杀猪刀上裹着厚厚的油珠子和一些猪毛——就连爷爷的膝盖和胸口上也粘满了肥猪油,明光光的。
爷爷宰猪前有一个习惯,他会从深深的荷包里掏出一卷烟,叼在嘴里,抽上几口。不懂他的人都说他是烟鬼,其实我知道他心窝里藏着一种自责——毕竟牲口也是条命,他熏烟只是一种度化和祈祷。宰猪的主人都知道爷爷的习惯,早早地备好了一支烟卷。
前一秒白嫩嫩的肥猪儿,像个活蹦乱跳的小白脸,下一秒却呜呼哀哉的躺在了泥坑里,连一口气都不踹了。圆滚滚的眼珠子,被那长长的睫毛覆盖着。此时,母亲才从屋里把我放出来。
村里有一种习惯,猪流出来的第一滩血必须拿去祭奠神灵,希望它庇佑来年猪长得肥实,一家人平平安安。母亲从家里的干面条中抽出面纸,在血盆里润湿了,烧在堂屋菩萨面前,虔诚的跪在地上祷告,嘴里一直默默念着。
泥坑里放满了稻草,被死猪压得扁平。爷爷从他杀猪刀具里找出一根很长的铁棍子(棍子的一头是圆圈,为了方便捏拿),接着在肥猪的脚上割一条口子,然后把铁棍从口子里放进去,像修铁路般钻地洞。
他又把嘴巴放在裂开的口子上,鼓着腮帮子,使劲往里吹气——脸上都被震的红通通,从耳门子红完整个脸部。铁棍子不停地在死猪身上到处穿梭,像老鼠打洞。
肥猪的身体终于膨胀起来了,鼓鼓的,像是在水池里泡胀了。一个人用铁壶提着开水,朝着肥猪身上淋去,从脚到头,一点也不放过。滚烫的开水瞬间把它卷毛给松软了。其余人拿着铁东西,刮着猪毛。
爷爷对猪毛很是感兴趣,因为好的猪毛筛选出来可以高价卖出,换少许的零花钱。一会儿,整个肥猪的毛被刮得白白净净,像脱光的男人,那细嫩的肉便是精华。
四到五个人,把肥猪倒挂在楼梯上。
下面便是爷爷大展拳脚的时候了,首先割下猪项圈,因项圈算是猪身上最差的肉;再把肥猪开膛破肚,里面扑棱棱地冒出一股暖气,一个劲的朝着外面散去。
第一次放血叫做毛血,村里的人都用于煮汤;第二次放出苍血——这个血只能用于炒菜。再把鼓鼓的大肠和小肠清理出来,像有模有样的医生解剖人体器官般谨慎。
然后肥猪只剩下皮肉了。家里有宽大的木板,便把整具尸体摆在上面。如果没有,便把家中的门板弄下暂时借放放。爷爷用砍刀和小匕首双刀合璧,一块又一块把它们切割出来,直到只剩下光骨头。
那时候,我总是屁颠屁颠围在猪肉旁边,眼巴巴望着,多么希望爷爷能割一块肉给我——其实嘴里吞着口水,恨不得把一头猪都吞下。
他拗不过我,无奈下只好“施舍”一坨。我兴高采烈地拿去灶洞里烤着吃,即便染满了柴灰,听见肉上发出油珠珠跳动的声,肚皮也像岩浆一样沸腾着。我狼吞虎咽入肚,心窝里便乐滋滋的。
年底,家家户户都准备了一大袋盐巴,用来腌制鲜肉。鲜肉大约要腌制半个月左右,或者一个月,便弄起来用柏树熏。柏树在村里很适用,而且它熏制出的肉很香,肉质也可口。
爷爷这村里的杀猪匠像是大明星,于是我们一家子人也跟着出名了。只要别人问起我是哪家的孩子,我报上爷爷的名号,那些人便懂了。
爷爷的杀猪刀像把屠龙宝刀,在韶光里,他渐渐老去,宝刀也跟着生锈了,可爷爷仍旧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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