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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母亲30年祭——本文转自人间异客的搜狐博客

  • 执子、^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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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6/1/13 16: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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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雪,一直下了30年——

又是一年最寒冷的时节,雪一直在下,地上结满了坚冰。30年前,一场大雪将母亲的身影覆盖,将我们的思念永远冻结成雪白的颜色。

庚申年腊月十八(公元1981123日),是一个阴霾的日子。那天下午我放牛回家,迈进家门,看到狭窄的木屋里挤满了亲人,说话声、抽泣声、脚步声充塞着我的耳朵。母亲躺在床上,已经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并没有嚎啕大哭。在无知的年龄里第一次面对悲伤,竟是无法流泪的表情。但我感觉到,一股寒冷而孤独的力量迅速揪住了我的心房。

好像是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开始,接连好长时间,天上下起了罕见的大雪,地上凝结出厚厚的冰层。几天后,人们用锄头吃力地将道路上的冻土挖开,将母亲安葬在屋后的山坡上。从此,母亲告别了贫苦和病痛,以永远不变的姿势关注着我们的成长。

不经意间,又到了腊月十八。仔细一算,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30年了。30年,足以让一棵小树苗长成栋梁,足以让一个婴儿成为稳重成熟的青年。但是,无论再长久的岁月,都无法阻断我们对母亲的思念。

下雪的时候总会回忆起母亲,回忆起母亲的时候,总会有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过我的内心,总会有一股力量让我变得寒冷和孤独。我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那白雪覆盖的大地/竟成了我终身生活的场景”。

如今又是天寒地冰冻的景象。站在瑟缩的寒风中,穿过纷乱的雪花,我仿佛又回到了母亲离开我们的日子。我知道,眼前的这场雪,还是30年前的那场雪的延续。那场雪,一直下了30年,并将在我的心中永远地延续下去。那场雪,穿越30年的时光依旧洁白,而我们的母亲,却只能永远地站在30年前凝望着我们。

 

温暖的火铺——

想起母亲,我就想起那一间并不宽敞的木屋。我们兄弟六人出生于此,成长于此。木屋里有一张火铺,那是我们吃饭、烤火、会客的地方。在做饭、烧水、烤火的时候,火铺中间的火塘里总是燃烧着旺旺的柴火,让这个家庭显得更有生气。火塘中间架着一个三脚,上面总是放着一个鼎罐或者一口锅。多数时候,母亲总是站在地上不停地做饭。淘米,把米倒进鼎罐中。水开了,揭开鼎罐盖,将多余的米汤滗掉,再把盖子盖上。等到鼎罐中散发出阵阵香味,就在火塘边铺上一些火石,把鼎罐端下来放在上面继续加温,直到在鼎罐底上结上一层香脆的锅巴。煮好了饭,母亲就把锅架到三脚上开始做菜。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兄弟六人,还有父亲,就围坐在火铺上,说一些简单的话,或盯着锅中简单的食物,用手捂住早已饥饿的肚子,不停地吞咽着口水。菜做好了,母亲就往锅里添加一些水,用来饭后洗碗。然后把锅盖盖上,将菜碗放在上面,锅盖就成了一张饭桌。母亲打开碗柜门,端出八个饭碗,给我们盛上饭递给我们。最后,她将自己的饭盛好,坐到火铺边沿那个固定的座位上。她边吃饭,还要边给我们迅速空下去的碗里添饭。一顿饭结束,母亲又站到地上开始洗碗。每天,母亲都要把这一套看似简单而又单调无比的工序重复两三遍。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虽然吃得很粗糙,却感到回味无穷。每一次吃饭都像是一个仪式,父亲和我们都享受到了只有旧社会的老爷和少爷才能享受的被人全程服侍的感觉。而母亲,给我们充当了一辈子奴婢的角色,没有享受过一天轻松愉快的日子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怎不令我们泪洒衣襟,肝肠欲断?

 

还是关于吃的记忆——


那是一个缺少食物的年代。在我的记忆中,饭是用包谷面做成的,没有完全的米饭。但是,如果来了客人,母亲就会把饭做成两层。下边一层是数量不多的大米,上面一层是包谷面。盛饭时,要先舀主人的,等到把包谷面舀得差不多了,再把米饭舀起来端给客人。由于我是家中的幺儿,偶尔也会享受客人的待遇。那时候也难得吃到一点肉,只有在冬天,只有客人来了,母亲才会拿出很少的一点,和胡萝卜、干豆酱等混合成一盘菜端上桌。所以,那时候,我总是盼望每天都有客人到来。

即使是包谷面饭也不是每餐都有保障。事实上,很多时候还要吃红薯、洋芋、南瓜、包谷糊、麦面糊、荞面糊等等。这些食品,现在成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时尚。但是,我对它们总是提不起食欲,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童年的一道道伤疤,我不想再伸手去碰触。

即使物质生活再紧缺,我还是幸运的。那时候,我的一些同龄伙伴总是显得面黄肌瘦,双目无神,看到别人吃东西时才两眼放光,脚步总是无法挪开,那一副馋相,现在只有在电视和报纸上关于非洲饥民的报道中才能见到。我不知道五个哥哥是否经受过忍饥挨饿,不过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吃得差,并没有留下特别饥饿的印象。我知道,这不仅仅因为我是母亲的幺儿,得到了更多的呵护,更是由于母亲的勤劳和精打细算,基本保证了我们勉强填饱了肚子。在那样的年代,能将六个儿子全部养活,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仅凭这一点,我们的母亲就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母亲了!

 

我又想起了温暖的火铺——

由于火铺上经常生火,木屋四周被烟熏得一片漆黑。靠近堂屋的板壁上挂着一排镰刀,坐在火铺上,那是一件显眼的摆设。一旦有人进来,坐上火铺,看到那么多镰刀,就会夸耀我们家祖坟占得好,劳动力多。这时,母亲脸上就会堆满甜蜜的皱纹。在那样的年代,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人多不仅力量大,更是家族香火兴旺的标志。

在堂屋对面的板壁上,在母亲那个固定座位的右上方,挂着一盏煤油灯。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晚上,母亲总是坐在煤油灯下飞针走线,为我们缝制衣服和鞋子。每当我们酣睡入梦的时候,就只有那盏煤油灯陪伴着母亲。

那时候没有现成的衣服可以购买,父母只得买回白布,用染料染成蓝色,再一针一线地缝制。一家八口人,一年要缝制多少套衣服和鞋袜?要对它们进行多少次搓洗?要对它们进行多少次缝补?母亲不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计算,但能用自己的双手一个一个地解决。母亲总喜欢说“笑破不笑补”这句话,还喜欢说“新三年,破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我们的衣服虽然布满了补丁,但显得干净、整洁。我记得那时候我的衣服总是显得又宽又长,极不合身,那是因为母亲想让我在个子长高的时候还能将就着穿。一到冬天,天气非常寒冷,因为没有棉衣,就只有添加衣服的数量来保暖。里面几层就穿破旧的、短小的衣服,最外面一层才穿上相对体面的衣服。每天早上,我总是对脖子周围堆在一起的几层衣领一筹莫展,只得让母亲替我一层一层地整理出来。

现在,那间木屋还在,但火铺已被拆除。每当我梦见童年时,总是梦见那张火铺,总是梦见母亲坐在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

 

还是关于衣服的记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穿着用白布染色后自己缝制的对襟衣服。除了走亲戚,平时穿的都布满了补丁。在那个年代,灯草尼是最好的衣料,厚实,耐脏,非常适合农村人穿。但是,我们太穷,肯定不敢奢望。在母亲病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听父亲说过一句话,说只要这次母亲的病能治好,一定要给她买一匹灯草尼来做衣服。这件现在看来非常细小的事情,对当时的父亲来说,不仅是对母亲的一个非常郑重的承诺,更是对冥冥之中掌握母亲命运的上天的虔诚许愿。但是,父亲永远失去了兑现诺言的机会了。之后,父亲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件事情,但我知道,他内心一定有我们无法体会的懊悔和悲伤。

 

木屋,我们出发的地方,回家的地方——

我们和叔叔家居住在一幢房屋的两边,中间是共用的堂屋。紧邻我们房间的,是一间厢房,里面有两张床,是我们兄弟六人睡觉的地方。两个房间,六个儿子,这是父母最重要的财富。让每个儿子都拥有一个房间以便长大后成家立业,这是压在父母头上最紧要的任务。于是,父母节衣缩食,从别人手中购买了一幢木房。之后,又组织人力修建了一幢木房。除开堂屋,刚好凑齐了六间房,完成了父母最宏大的使命。但是,母亲并没有等到儿子们都成家立业的那一天,更没有看到一群有出息的孙儿孙女。

就在父母修建的木屋中,一代又一代人在成长,一些儿孙从这里出发,走向了遥远的地方。每逢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外工作的三个兄弟总会想方设法带着家眷回到老家,回到父母为我们修建的木屋之中,与年长的三个哥哥一起,围坐在火铺上,烤着温暖的柴火,平静地享受着母亲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幸福生活。

 

母亲的病——

由于过度劳累,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差。她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天气稍微转凉就会咳嗽不止。我还经常听到她说自己这里疼那里痛,不知道还患有其他什么病症。在她去世的几年前,母亲的颈部气管处长了一个瘤子,曾在当地医院做了手术。当时医疗条件极差,那次手术可以说是冒了孤注一掷的风险。在最后的几年里,母亲经常整天不能起床,即使被扶着勉强坐到火铺上,也是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呻吟。那几年,她总是抱怨自己不能早点死,认为自己死了比活着还好些。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在想,一定是她的病痛折磨得让她生不如死,想一死了之。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生病花了不少的钱,只要自己死了,家里的负担就会减轻。那时候,既要供我们读书,又要给母亲治病,父亲只得多次到信用社贷款。好多年后,父亲才把那笔贷款还清。

母亲太辛苦了,也太痛苦了。终于,在她走完五十五年的短暂人生历程后永远得到了解脱。母亲生前并没有患上什么绝症,因为没有钱到医院治疗,只好不断去请农村医生换用各种草药做试验。我可怜的母亲,与其说是死于疾病,不如说是死于贫穷。

 

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母亲在世的年代,照相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能够照一次相是一种奢侈的享受。1980年夏秋之际的某一天,来了一位照相师傅。于是,我们家和叔叔家在家的成员合在一起照了家族中的第一张照片。这也是我的母亲、我的叔叔和叔娘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照相,因此,这张照片弥足珍贵,被我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后来,四哥把它放大成很大的尺寸并加上了木质的相框。同时,还把父亲和母亲的影像单独处理成一张照片加上了相框。现在,这张照片就挂在我书房的墙上。每次我走进书房的时候,总会在父母的注视下,心中涌起对他们深深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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